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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初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经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郑重表示，他自己在党风廉政方面一定以身作则，诚恳地希望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进行监督。这个表态赢得了现场热烈掌声。我坚决支持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表态，热切地希望胡锦涛主席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，同时也希望全国人民帮助胡锦涛主席实现这个愿望，对胡锦涛主席监督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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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拆弹部队》星期日在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颁奖典礼上获得6个奖项，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奖。这部情节紧张的影片讲述了伊拉克战争。该片导演凯瑟琳·比奇洛获得最佳导演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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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说到尊严，唯有民主、自由和法治才能达到；要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，统治者应该松开抓住绝对权力的拳头，而人民，则应该伸出曾经被束缚的双手，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以及《宪法》赋予的各种权利，做一名有尊严的中国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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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犯人当成一种劳动资源自古有之，秦始皇修阿房宫、陵墓，发天下十万刑徒，所以说监狱也确实有一些企业的特征，如犯人付出劳动、生产出产品、有生产组织管理、创造价值等。可如果真是个企业，又会遇到其他问题，如犯人的劳动成本很低，没有工资，对正常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;正常企业的科研、市场开发、兼并重组及内部各种奖励制度等企业行为又很难在监狱实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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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英国杂志《焦点》评为「色欲罪」全球排行榜第五名的中国，今天起可望如虎添翼，因为上海市政府批准注册心理陪护师成为一项新的职业，但不少人忧虑，这会让有色情成分的「陪聊」服务轻易改头换面，成为正式职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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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防死守守不出和谐，警察治国更治不出和谐，社会要实现和谐稳定，就得靠法治作保障，这已被人类社会实践所证实。和谐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之下的和谐，是一种社会各阶层公平搏弈状态下的利益均衡的和谐，是一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和谐共处，是一种政府与民间的和谐共处，是一种执政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和谐共处，是一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多元共赢的局面。而这一切必须以任何掌权者(包括执政党)都要受到法律约束为前提，必须以所有公民权利都要得到法律保障为前提，因此，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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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网上出现一篇名为《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》的帖子，发帖人“andybigfan”称，今年2月初，山东省新泰市(县级市)新提拔6名副局长，1名法院副院长，这7人中，有6名是80年代出生，最年轻的只有23岁，“80后从此集体登上政坛”成为众多网友议论的焦点。(重庆商报2月21日) 争议最大的，要数“80后局长”王然。这位1986年7月出生的女孩，大学毕业后，2008年8月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新泰市纪委工作，担任案件审理室科员。按时间推算，她在一年试用期满，仅仅在担任几个月的科员后，就“天降大任”，昂然走上重要领导岗位。网友争议的焦点是，一个年限不足、资历不够、年度考核不全、政绩几近空白的年轻人，何以以火箭般的速度，从人才济济的公务员队伍里脱颖而出，得到领导赏识，上级厚爱，组织垂青，从而被破格提拔、越级重用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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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，而且变了之后，还万分喜欢。”（鲁迅《灯下漫笔·一》） 如果说幸福和尊严，只是可以生存可以温饱，那么，中国大部分人确实幸福确实尊严了，有的人甚至很幸福很尊严；可如果说幸福和尊严还包括生存、温饱之后可以独立思考、可以自由说话、可以自由发表文章、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，那么，整个中国大陆就不知有多少人感觉到了这种幸福感觉到了这种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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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立场多元化、价值多元化的今天，任何一件事例、一个案例、一个事件都基于立场和价值的不同解读方式。这是社会的进步，是文明向上的标志，中国社会也由此逐渐步入众神狂欢的时代。 就拿李庄案来说，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解读方式。对于大众来说，李庄案比那些贺岁的滥片不知好看多少倍。有时间：2009年12月30日上午9时10分；有地点：重庆市江北区法院；有人物：京城律师李庄；有情节，李庄被检方指控犯有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罪。其过程有正派反派、有情节、有惊悚、有色情、有传奇、有狗仔队等等。总之所有的悲剧、喜剧元素在李庄案里应有尽有，今年的《十月围城》、《锦衣卫》、《孔子》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个李庄案，整个一个《无间道》！李庄，这个干了20年名律师，经历若干风雨之后的48岁北方汉子终没见到彩虹。从被伪证、再到被嫖娼、然后又被判决等一系列传奇经历的背后，是权力之后对法案的疯狂蹂躏和践踏，从此之后或许人治的狼烟四起。李庄最后的低头认罪不但让律师界人士尊严尽丧，颜面尽失，而且还让法律成了权力的一张画皮，以其一人苟活让刚刚起步的法治建设嘎然而止，这才是真正的贺岁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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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”。现在，除了黑头发黄皮肤，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？历史上，自诩为“天朝大国”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，住在中式建筑里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，敬爱着天地君亲师，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，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。这些，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。而自100多年前开始“师夷长技”以来，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，或自暴自弃，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，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。现在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在中国以“前所未闻”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，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：我们是谁？ “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？”“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？”过去一百年，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，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。它表现在两个方面：【1】一方面，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，人们想问，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？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﹔【2】另一方面，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“中华民族”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。 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，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，个人选择范围扩大、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，促使国家重新定位，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。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，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，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、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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